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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怀念中校

    初次与中校见面,彼时,他还只是个学员。
     
    清楚的记得,那是高原上格桑花盛开的夏季。那天下午,我们在营区门口的马路边上训练翻越障碍板,一辆三轮车摇摇晃晃缓缓驶来,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住,从车上下来一位年轻的军人,他背着打得十分整齐的背包,手里提着军用包,向我们走来。高原的斜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长,而格外耀眼、熠熠生辉的则是他肩上的那副红肩章。有机灵的老兵急忙跑上去,接过背包和行李。他则径直齐步向前,在离中尉约四五米的地方停住,立正、敬礼、同中尉握手。中尉反而有点不好意思,仓促立正,急忙还礼;高兴地咧着嘴,笑着,热情地给大家介绍:“这是咱们新分来的司务长,刚从军校毕业”。就这样,中校走进了我们中间。
     
    曾经一度,我对中校耿耿于怀,甚至有些怨恨,这缘于一场电话费风波。
     
    1996年,通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在我服役的那座名叫夏河的高原小城,还没有电脑,没有传呼机,没有手机,更没有QQ和微信。我们与外界的联系,基本都是靠写信。除了火警电话,中队还有一部电话机,在中队长办公室,是锁着的。锁得很到位、很彻底,除了听筒在外,其余部分全被装在一个铁皮方盒里,一个完全可以锁铁门的大锁就“丁零当啷”的挂在上面,没有留一点可供“做案”的余地。我一度认为,最初发明锁电话机盒子的这个人,就是个“人才”。
     
    中队干部为锁住电话机下足了功夫,但还是没有“锁住”。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非常想听一听亲人声音的愿望,促使我们趁中队干部不在的时机,抱着那个“铁皮盒子”绞尽了脑汁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反复尝试,我们惊喜地发现,如果连续快速按电话机上的收线开关,所按次数就是你要拨电话的一个数字,然后稍作停顿,再依次拨打,就可以打出去。我清楚的记得,第一次打通时,来自山西洪洞的上等兵小张激动地哭了……
     
   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,中队当月的通讯费超了,超得还比较严重。对此,指导员上尉和中队长中尉都保持了沉默,而身为少尉司务长的中校,明确表态要追查到底。开饭前,唱完歌,中校站在队列前,微红着脸问:“电话费超支了,谁打的?谁打的!”队列里没人吱声。“谁打的?!出列!”队列里没人动。问不出个结果,他不甘心地说“那先吃饭吧!”我们暗自庆幸,以为就此翻过。但没几日,他又站在队列前,摇晃着手里的几页纸说:“这是从电信局打印出来的通话清单,我已经根据你们的籍贯所在地统计好了,超支的就从大家的津贴里扣。”就这样,战友们都扣了十至三十元不等。当时,这对于一个月只有70多元津贴的我们来讲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     
    对中校的不满情绪在弥漫,因那时年轻气盛,由此衍生的矛盾也在逐渐凸显。
     
    电话费风波不久后的一个下午,中队组织挂钩梯训练。作为支队业务技能比武的重点项目,挂钩梯的成绩能否提高,直接关系到中队能否夺冠。可是苦苦训练了两个多月,大家的成绩一直上不去。军事训练本来是中队长中尉主抓的工作,但中校看到大家都很苦恼、情绪低迷,作为司务长的他,却自告奋勇要给大家做一次示范,因为他上军校前也曾是班长、训练骨干。我们漫不经心地看中校的示范,全当看他的笑话。只见中校持梯、起跑、加速、挂梯、登梯、抛梯、跃窗,一气呵成,显得轻松自如,游刃有余。虽然成绩也不是特别好,但足以令我们惊讶,我从心底里瞬间对他产生了敬意。当时,作为这个项目的骨干,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屑一顾,我在队列里说了一句话,大概意思是“如果有根撑杆,一下撑上去该多好!”战友们都被这句话逗笑了,结果中校以为我们在笑他,狠狠地批评了大家,重点批评了我。
     
    可是后来发生的几件事,逐渐让我改变了对中校的看法。
     
    这其中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中校说过的一句话。在一次军人大会上,他说:“我们都来自农村,父母亲在老家真的不容易,大家一定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每探一次家,我就接受一次教育。”多年来,我经常会想起他说的“每探一次家,我就接受一次教育”这句话,想起他说这话时的言辞诚恳和情真意切。
     
    还记得那年春节,我哥几度辗转来看我,还是上等兵的我,不好意思领到中队来,安排在县城招待所住。中校知道后,专门到招待所把我哥接到了中队,晚上安排后勤班多做了几道菜,并陪着一起吃饭,熟悉而关切地聊起家乡的春种秋收、夏长冬藏,俨然一副庄稼人的样子。晚上又安排我和我哥住到电话班,说:“你们好好聊聊,冷的话再加件大衣”。当时,想起以前和他闹过的不愉快,我羞愧地难以面对。他好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,又在我哥面前表扬了我一番。
     
    一年后,中校调走了,调到了相邻不远一个叫合作的城市。那里是支队所在地,他任直属中队副中队长。
     
    大概过了半年,我突然接到通知,调我到支队机关去当通讯员。到机关工作,是多少战友梦寐以求的事啊!战友们都向我表示祝贺。后来我才知道,作为直属中队的负责人,中校有更多获得支队信息的机会和渠道。因为他早年和身为支队长的上校曾在同一个支队服役,彼此十分信任,于是,当他得知支队要选调通讯员后,便在上校面前极力推荐了能写点小文章的我。
     
    到支队工作后,因支队机关和中队在同一幢楼上,有事没事我都会去找他聊天。他经常鼓励我,好好复习,报考军校;教导我出去取文件发信,要注意安全;要遵守少数民族习俗,和驻地的老百姓打交道要客客气气……
     
    还记得有一年冬季,有一天凌晨两点多的时候,电铃聚响。作为支队通讯员,灭火救援本来不是我的职责,但那时年轻好动,我一骨碌爬起来,飞快跑下楼,和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坐上消防车直奔火场。路上才知道,距中队约二十公里、一个叫卡加曼的地方,藏族群众家的麦草着火了。尽管山路蜿蜒崎岖,两辆消防车开足马力,很快还是赶到了现场,不到半个小时就扑灭了火灾。大约凌晨4点左右的样子,我们灭火结束,返回警营。结果返回途中,我和中校乘坐的第二辆车,可能是油箱冻住了,熄火在了半山坡上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藏乡的夜空非常安详,高原的深冬,滴水成冰,寒风刺骨,四周一片漆黑,对讲机也没了电,我们几个人被困在了车内,冻得瑟瑟发抖。中校问我记不记得来时的路,我说有大概印象。他说呆在这儿,我们都有可能被冻死,赶快跑回去叫人,说着,把他的大衣脱下,让我穿上。而他们则冒着刺骨的寒风,到处寻找可供烤油箱的燃料。我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,跌跌撞撞的朝着营区方向,一路小跑,多次摔倒。约一个小时后,我终于跑到了单位,向支队报告了消息。支队参谋长带着一名战训参谋,拿着五六件大衣和烤灯,乘坐北京吉普车赶去营救。早上八点多的时候,才全部返回部队。我因返回时穿得厚、加之慢跑,还出了一身汗,休息后安然无恙,而中校和其他几名战友都被冻感冒了。
     
    后来,因工作变动,我离开了高原,到一家部队杂志社工作。期间,还专程采访过一次中校。那时他刚当选为高原小城的“十大杰出青年”,谈起未来,他信心十足。再后来,和中校偶有联系;时间一长,也就慢慢不再联络。
     
    三年前的秋天,单位组织到高原的另一座县城去采访。时隔多年后,我再次见到也在此地出差的中校。中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,先后两次提前晋职晋衔,此时,他已任防火处处长,肩扛中校警衔。除了脸上多了些皱纹和高原紫外线所赋予的沧桑外,身体也有点发福。本来想好好聊聊,结果席间他接到支队通知,说有一个会议必须由他参加,便急匆匆地走了……
     
    而时隔两年再一次见到中校时,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因为化疗,他身体明显虚胖,嘴唇干裂,头发也稀疏了许多。他强挣着坐起来,招呼我坐下。说起病情,他显得坚强又略带惆怅。半年前,在部队统一组织的健康体检时,就已经发现右肺下叶占位性病变,可他自己却乐观的认为是误诊,一直没当回事。领导不放心,多次催促他去大医院复查,他却一直说工作太忙、走不开。直到半年后,经大家多次催促,才到一家有名的部队大医院治疗,被确诊为右周围型肺癌、腺癌伴脑转移,为肺癌晚期。
     
    初冬的一抹暖阳穿过洁白的窗纱,照在病床上、照在中校的身上,病房里显得静谧而安详。有那么一刻,我们都没说话,出现了短暂的宁静甚或尴尬。我尽可能地在脑子里搜索着一些安慰的话,但那些话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。我们又回忆起在高原那座叫夏河的小城共同战斗的点点滴滴、想起共同度过的那些青春的倾城时光时,他显得格外兴奋。时隔多年,曾经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如初!我们说起那笔电话费、说起寒风夜卡加曼救援……回忆着共同战斗的日子,记忆犹新,岁月静好!临走时,我说:“处长,你放心,现在医学这么发达,一定能治好的;再说了,你忘了吗?那年我们在中队的时候,活佛还给我们摸过顶哩,活佛一定会保佑你的!”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。告别时,临出病房,蓦然回首,他还在默默地望着我,微笑着朝我挥手……
     
    现在回想起来,这竟是我和中校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     
    后来知道,经过两个多月的放疗和全身静脉化疗后,他和家人决定在家采取口服中药治疗,但一直不见好转;于是又到西安的一所医院住院治疗,仍然不见好转,每况愈下;在萧萧秋风中,回到了他那位于陕西西部一个叫东桥村的老家;一周后,便在故乡的黄土地上,永远闭上了双眼,年仅40岁。
     
    噩耗传来,我惊愕万分,难以相信。恍惚中,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在高原小城战斗的点点滴滴,又浮眼前。他的音容笑貌,还是那么清晰,那么难忘;而今,已是阴阳两隔,永难相见。我在感慨人生反复无常的同时,更多的则是对他深深的怀念。
     
    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在中校40个春秋的人生历程中,他把22年献给了橙色消防,而又把其中的17年献给了雪域高原。为此,部队为他颁发了“国防服役银质纪念章”和“卫国戍边金质纪念章”……
     
    在岁月的长河中,在军旅的征程上,我暗自庆幸,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像中校这样的好战友、好兄长、好领导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不同阶段对我的培养和教导,才使我在军旅征程中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
     
    “在茫茫人海中,总有一个人,他曾经路过你的心,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脚印,深深地印在你的心头,无论时光流逝,时空转变,他的脚印不曾褪色,不曾消失;当曾经认识的大多数人成为你记忆中模糊的影像,他却依然灿烂地萦绕在你的心头。”中校,就这样长久的、长久的萦绕在我心头!永远的、永远的活在我的心中!

    怀念中校

    来源:甘南支队
    2019年04月16日 09:34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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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初次与中校见面,彼时,他还只是个学员。
     
    清楚的记得,那是高原上格桑花盛开的夏季。那天下午,我们在营区门口的马路边上训练翻越障碍板,一辆三轮车摇摇晃晃缓缓驶来,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住,从车上下来一位年轻的军人,他背着打得十分整齐的背包,手里提着军用包,向我们走来。高原的斜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、很长,而格外耀眼、熠熠生辉的则是他肩上的那副红肩章。有机灵的老兵急忙跑上去,接过背包和行李。他则径直齐步向前,在离中尉约四五米的地方停住,立正、敬礼、同中尉握手。中尉反而有点不好意思,仓促立正,急忙还礼;高兴地咧着嘴,笑着,热情地给大家介绍:“这是咱们新分来的司务长,刚从军校毕业”。就这样,中校走进了我们中间。
     
    曾经一度,我对中校耿耿于怀,甚至有些怨恨,这缘于一场电话费风波。
     
    1996年,通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在我服役的那座名叫夏河的高原小城,还没有电脑,没有传呼机,没有手机,更没有QQ和微信。我们与外界的联系,基本都是靠写信。除了火警电话,中队还有一部电话机,在中队长办公室,是锁着的。锁得很到位、很彻底,除了听筒在外,其余部分全被装在一个铁皮方盒里,一个完全可以锁铁门的大锁就“丁零当啷”的挂在上面,没有留一点可供“做案”的余地。我一度认为,最初发明锁电话机盒子的这个人,就是个“人才”。
     
    中队干部为锁住电话机下足了功夫,但还是没有“锁住”。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非常想听一听亲人声音的愿望,促使我们趁中队干部不在的时机,抱着那个“铁皮盒子”绞尽了脑汁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反复尝试,我们惊喜地发现,如果连续快速按电话机上的收线开关,所按次数就是你要拨电话的一个数字,然后稍作停顿,再依次拨打,就可以打出去。我清楚的记得,第一次打通时,来自山西洪洞的上等兵小张激动地哭了……
     
   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,中队当月的通讯费超了,超得还比较严重。对此,指导员上尉和中队长中尉都保持了沉默,而身为少尉司务长的中校,明确表态要追查到底。开饭前,唱完歌,中校站在队列前,微红着脸问:“电话费超支了,谁打的?谁打的!”队列里没人吱声。“谁打的?!出列!”队列里没人动。问不出个结果,他不甘心地说“那先吃饭吧!”我们暗自庆幸,以为就此翻过。但没几日,他又站在队列前,摇晃着手里的几页纸说:“这是从电信局打印出来的通话清单,我已经根据你们的籍贯所在地统计好了,超支的就从大家的津贴里扣。”就这样,战友们都扣了十至三十元不等。当时,这对于一个月只有70多元津贴的我们来讲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     
    对中校的不满情绪在弥漫,因那时年轻气盛,由此衍生的矛盾也在逐渐凸显。
     
    电话费风波不久后的一个下午,中队组织挂钩梯训练。作为支队业务技能比武的重点项目,挂钩梯的成绩能否提高,直接关系到中队能否夺冠。可是苦苦训练了两个多月,大家的成绩一直上不去。军事训练本来是中队长中尉主抓的工作,但中校看到大家都很苦恼、情绪低迷,作为司务长的他,却自告奋勇要给大家做一次示范,因为他上军校前也曾是班长、训练骨干。我们漫不经心地看中校的示范,全当看他的笑话。只见中校持梯、起跑、加速、挂梯、登梯、抛梯、跃窗,一气呵成,显得轻松自如,游刃有余。虽然成绩也不是特别好,但足以令我们惊讶,我从心底里瞬间对他产生了敬意。当时,作为这个项目的骨干,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屑一顾,我在队列里说了一句话,大概意思是“如果有根撑杆,一下撑上去该多好!”战友们都被这句话逗笑了,结果中校以为我们在笑他,狠狠地批评了大家,重点批评了我。
     
    可是后来发生的几件事,逐渐让我改变了对中校的看法。
     
    这其中,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中校说过的一句话。在一次军人大会上,他说:“我们都来自农村,父母亲在老家真的不容易,大家一定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每探一次家,我就接受一次教育。”多年来,我经常会想起他说的“每探一次家,我就接受一次教育”这句话,想起他说这话时的言辞诚恳和情真意切。
     
    还记得那年春节,我哥几度辗转来看我,还是上等兵的我,不好意思领到中队来,安排在县城招待所住。中校知道后,专门到招待所把我哥接到了中队,晚上安排后勤班多做了几道菜,并陪着一起吃饭,熟悉而关切地聊起家乡的春种秋收、夏长冬藏,俨然一副庄稼人的样子。晚上又安排我和我哥住到电话班,说:“你们好好聊聊,冷的话再加件大衣”。当时,想起以前和他闹过的不愉快,我羞愧地难以面对。他好象也看出了我的心思,又在我哥面前表扬了我一番。
     
    一年后,中校调走了,调到了相邻不远一个叫合作的城市。那里是支队所在地,他任直属中队副中队长。
     
    大概过了半年,我突然接到通知,调我到支队机关去当通讯员。到机关工作,是多少战友梦寐以求的事啊!战友们都向我表示祝贺。后来我才知道,作为直属中队的负责人,中校有更多获得支队信息的机会和渠道。因为他早年和身为支队长的上校曾在同一个支队服役,彼此十分信任,于是,当他得知支队要选调通讯员后,便在上校面前极力推荐了能写点小文章的我。
     
    到支队工作后,因支队机关和中队在同一幢楼上,有事没事我都会去找他聊天。他经常鼓励我,好好复习,报考军校;教导我出去取文件发信,要注意安全;要遵守少数民族习俗,和驻地的老百姓打交道要客客气气……
     
    还记得有一年冬季,有一天凌晨两点多的时候,电铃聚响。作为支队通讯员,灭火救援本来不是我的职责,但那时年轻好动,我一骨碌爬起来,飞快跑下楼,和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坐上消防车直奔火场。路上才知道,距中队约二十公里、一个叫卡加曼的地方,藏族群众家的麦草着火了。尽管山路蜿蜒崎岖,两辆消防车开足马力,很快还是赶到了现场,不到半个小时就扑灭了火灾。大约凌晨4点左右的样子,我们灭火结束,返回警营。结果返回途中,我和中校乘坐的第二辆车,可能是油箱冻住了,熄火在了半山坡上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藏乡的夜空非常安详,高原的深冬,滴水成冰,寒风刺骨,四周一片漆黑,对讲机也没了电,我们几个人被困在了车内,冻得瑟瑟发抖。中校问我记不记得来时的路,我说有大概印象。他说呆在这儿,我们都有可能被冻死,赶快跑回去叫人,说着,把他的大衣脱下,让我穿上。而他们则冒着刺骨的寒风,到处寻找可供烤油箱的燃料。我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,跌跌撞撞的朝着营区方向,一路小跑,多次摔倒。约一个小时后,我终于跑到了单位,向支队报告了消息。支队参谋长带着一名战训参谋,拿着五六件大衣和烤灯,乘坐北京吉普车赶去营救。早上八点多的时候,才全部返回部队。我因返回时穿得厚、加之慢跑,还出了一身汗,休息后安然无恙,而中校和其他几名战友都被冻感冒了。
     
    后来,因工作变动,我离开了高原,到一家部队杂志社工作。期间,还专程采访过一次中校。那时他刚当选为高原小城的“十大杰出青年”,谈起未来,他信心十足。再后来,和中校偶有联系;时间一长,也就慢慢不再联络。
     
    三年前的秋天,单位组织到高原的另一座县城去采访。时隔多年后,我再次见到也在此地出差的中校。中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,先后两次提前晋职晋衔,此时,他已任防火处处长,肩扛中校警衔。除了脸上多了些皱纹和高原紫外线所赋予的沧桑外,身体也有点发福。本来想好好聊聊,结果席间他接到支队通知,说有一个会议必须由他参加,便急匆匆地走了……
     
    而时隔两年再一次见到中校时,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因为化疗,他身体明显虚胖,嘴唇干裂,头发也稀疏了许多。他强挣着坐起来,招呼我坐下。说起病情,他显得坚强又略带惆怅。半年前,在部队统一组织的健康体检时,就已经发现右肺下叶占位性病变,可他自己却乐观的认为是误诊,一直没当回事。领导不放心,多次催促他去大医院复查,他却一直说工作太忙、走不开。直到半年后,经大家多次催促,才到一家有名的部队大医院治疗,被确诊为右周围型肺癌、腺癌伴脑转移,为肺癌晚期。
     
    初冬的一抹暖阳穿过洁白的窗纱,照在病床上、照在中校的身上,病房里显得静谧而安详。有那么一刻,我们都没说话,出现了短暂的宁静甚或尴尬。我尽可能地在脑子里搜索着一些安慰的话,但那些话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。我们又回忆起在高原那座叫夏河的小城共同战斗的点点滴滴、想起共同度过的那些青春的倾城时光时,他显得格外兴奋。时隔多年,曾经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如初!我们说起那笔电话费、说起寒风夜卡加曼救援……回忆着共同战斗的日子,记忆犹新,岁月静好!临走时,我说:“处长,你放心,现在医学这么发达,一定能治好的;再说了,你忘了吗?那年我们在中队的时候,活佛还给我们摸过顶哩,活佛一定会保佑你的!”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。告别时,临出病房,蓦然回首,他还在默默地望着我,微笑着朝我挥手……
     
    现在回想起来,这竟是我和中校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     
    后来知道,经过两个多月的放疗和全身静脉化疗后,他和家人决定在家采取口服中药治疗,但一直不见好转;于是又到西安的一所医院住院治疗,仍然不见好转,每况愈下;在萧萧秋风中,回到了他那位于陕西西部一个叫东桥村的老家;一周后,便在故乡的黄土地上,永远闭上了双眼,年仅40岁。
     
    噩耗传来,我惊愕万分,难以相信。恍惚中,十多年前和他一起在高原小城战斗的点点滴滴,又浮眼前。他的音容笑貌,还是那么清晰,那么难忘;而今,已是阴阳两隔,永难相见。我在感慨人生反复无常的同时,更多的则是对他深深的怀念。
     
    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在中校40个春秋的人生历程中,他把22年献给了橙色消防,而又把其中的17年献给了雪域高原。为此,部队为他颁发了“国防服役银质纪念章”和“卫国戍边金质纪念章”……
     
    在岁月的长河中,在军旅的征程上,我暗自庆幸,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像中校这样的好战友、好兄长、好领导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不同阶段对我的培养和教导,才使我在军旅征程中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
     
    “在茫茫人海中,总有一个人,他曾经路过你的心,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脚印,深深地印在你的心头,无论时光流逝,时空转变,他的脚印不曾褪色,不曾消失;当曾经认识的大多数人成为你记忆中模糊的影像,他却依然灿烂地萦绕在你的心头。”中校,就这样长久的、长久的萦绕在我心头!永远的、永远的活在我的心中!
    作者:邓四林  责编:刘瑞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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